在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的一条商业街上，“小黄毛”理发店的招牌平平无奇。
这是一家再平常不过的社区小店，七八张座位，四五位店员。
每周一的上午，这里总会出现一道特殊的风景。一大早，理发店还没正式开门，门口就会排起长队，满头银发的老人们互相寒暄着，等候着老板张善丰的到来。
这源自店主张善丰的一个承诺——每周一上午，70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。如今，这项公益行动已持续近20年，累计服务超过6万人次。
但张善丰远没有这么简单。拿起剪刀，他是一个有善意的理发店老板。放下剪刀，他是上海山锋应急救援队的总队长。
前不久举办的2025年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先进典型展示活动中，他拿起话筒，讲述了自己的动人经历。
过去3年里，他带着一群无私的队员们穿梭于洪水、废墟之间，抢救了许许多多个脆弱的生命。
没人比他更熟悉自然灾害的威力，但参与救援的心，却在一次次濒临危险之后，变得更加坚定。
山锋救援队在涿州水灾现场。
跨越灾难的生死考验
2023年8月2日凌晨三点，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。河北涿州发来紧急求救信息：“拒马河决堤，多个村庄被淹，大量群众被困。”这是山锋救援队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。
张善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。两小时内，22名具备水域救援资质的队员集结完毕，三辆满载救援装备的车辆向1300公里外的灾区疾驰。途中送钱宝，队员们轮流驾驶，除了必要的加油和休息外，车辆始终保持行驶状态。17小时后，救援队抵达涿州灾区。
眼前的景象让队员们倒吸一口凉气。拒马河沿岸形成多处“翻滚流”——这种吸力极强的漩涡能够轻易吞噬救援船只。队员刘捷明回忆：“水面下暗藏被淹没的电线杆和树木，每次下艇都像在雷区穿行。”
山锋救援队在贵州榕江洪灾现场。
张善丰以前是个户外爱好者，理发店门口停着的那辆大吉普越野，曾陪他跨越山海，也见证他逐步练就了一身自救与救人的本事。
面对拒马河复杂的水情，张善丰果断决定采用雁形编队航行法，亲自掌舵领航艇，带领队员们在水流湍急的洪水中开辟生命通道。
在齐腰深的洪水中，大家遇到了一位执意不肯离开家的大妈。“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屋里！”大妈哭喊着。
队员耐心劝说：这屋子已经泡了两三天，可能随时会倒塌。如果砸到您，房子还在有什么用呢？您放心，只要有人在，还愁没有好日子过吗？
这样朴素的话语最终打动了大妈，让她同意撤离危险区域。这次救援行动中，队员们连续工作五天四夜，成功转移近600名群众，运送物资20余吨。
更大的考验发生在2023年12月18日。甘肃积石山发生6.2级地震时，当地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。张善丰在得知灾情后，于凌晨两点开始动员，五点半就集结了18名队员，准备探测仪、油锯、帐篷等救援装备。当天中午，首批西安支队的队员已抵达甘肃灾区，上海总队的8名队员乘坐两辆救援车奔赴2200多公里外的灾区。
抵达灾区后，队员们在一处临时安置点发现了20多个挤在帐篷里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。“把我们的睡袋都拿出来！”张善丰毫不犹豫。队员们纷纷响应，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睡袋全部捐给孩子们，自己则在救援车里裹着外套过夜。
在救援一线经历多了，张善丰最知道什么叫物资发放“最后一公里”的艰难。“灾区其实未必缺物资，有时甚至是物资过剩的，但物资从集中的地方送到受灾群众手中，这最后一公里，有时很难第一时间覆盖到。”
救援队的任务很繁杂，有时是救人，有时是消杀，有时也帮着发放物资。甚至，这些行动还扩展到了国门之外。
2025年3月，救援队完成了首次跨国救援任务。缅甸发生7.9级地震后，先遣2名队员赶赴云南瑞丽中缅边境了解灾情，随后4名队员与先遣组会合，共同奔赴灾区，最终抵达曼德勒。“灾难没有国界，救援也不应有国界。”在语言不通、环境陌生的情况下，他们连续工作48小时，成功搜救出3名被困群众。
一支民间救援队的专业化征程
张善丰的人生选择有一条线索可以追溯送钱宝。
19岁那年，他从江苏来上海学徒。当时，他受到街坊邻居们的照顾，大家隔三岔五给他送点吃的穿的，让他心生感激。
从那之后，他开始免费帮老人理发、帮台风天路边熄火的车“搭电”。直到参与救援工作，并最终成立救援队。
那是2021年7月20日，河南中北部地区遭遇强降水。张善丰参与到一个民间救援队中，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抢险救援。
“当时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灾害现场的情况。地铁淹了，桥洞淹了，暴雨依然不停下。我们就开了17个小时到现场了。”张善丰说。
当救援力量到达河南，情况比电视画面还要让人震撼。“我们晚上在进行地毯式搜救的时候，发现有的人站在车顶上，有的人抱着树干，还有的车已经漂浮在水面上了。我们给很多绝望的人带去希望。那时候搜救根本不觉得累，我们就在水里泡了5天4夜，其中两个晚上没睡过觉，两天一夜几乎没吃过任何东西。根本不知道累，就一直在找人、救人。”
有了几次跨省抗洪救灾的经历，他似乎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。
2022年12月19日，他带领山锋应急救援服务保障中心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，成为上海民间救援力量中的重要一员。
队伍建立了严格的专业分工体系，细分为无人机搜救组、水域搜救组、山地救援组、地震破拆组、医疗救护组、无线电通讯组和后勤保障组等七个专业分队。参与者有些是曾经有过救援或者户外经验的，也有的纯粹凭借一腔热血。
可一旦进入队伍，张善丰就会为他们安排专业的训练。最终，每个队员需要经过基础培训、专业考核和实战演练三重考验，才能获得参与救援任务的资格。
“救援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做好的事。”为了建立系统的训练体系，每年5月至10月的汛期，队员们每周六都会前往外高桥的训练基地进行水域救援训练。外高桥集团也免费提供靠河场地供训练使用，配备了专用码头。
经过规范的训练后，每个到一线抢险的人都具备充分的自救和救人的本领。这是山锋应急救援队得以运转的根本。
山锋救援队定期进行水域训练。
更高级别的急流救援培训，需要前往浙江山区的天然急流区开展特训。那里的水流湍急，环境复杂，更接近真实的救援场景。单次培训成本高达五六千元每人，目前全队已有15人具备这项顶级资质。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》统计，全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应急力量约1700支，共计4万余人。在这些队伍中，山锋救援队以其专业化程度和组织规模脱颖而出。
光环背后的现实困境
实际上，如今的民间救援队常常面临着不为人知的困难。首先是资金问题。目前队伍80%到90%的装备依赖企业及个人捐赠，队员也需要自付一部分开支。张善丰算过一笔账，仅2023年，队员们自掏腰包的救援费用就超过20万元。这种情况在民间救援队中相当普遍。
张善丰说，做救援这样的事情，比赚多少钱都值得。但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与抉择，是每个民间救援者都需要面对的课题。此前也有个别民间救援队遭到质疑，原因就在于所受捐赠的使用情况不明。救援到底是为了救援，还是为了出名或者其他，不同民间救援队的表现与社会反馈似乎是有差异的。
家庭理解是另一个难题。张善丰的妻子王大红最初对丈夫的救援事业充满不解：“他常常一出去就是好几天，拿家里的钱做救援相关的事，既不管店里的生意，也顾不上孩子们。”
有几次张善丰出任务，打包好的背包被妻子气急败坏地从家里丢出来，关门时还不忘加一句：“你走了就别回来。”
可在完成涿州救援之后，妻子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那一次，王大红突然提出，要跟着丈夫一起前往灾区看看。她也成了当时队伍里唯一的女性。
到了现场后，她负责后勤工作，也就是帮着登记受助者的情况。有的受助者家人看见救援船带着人回来了，立马从人群中冲出来，跪在地上哭喊着；有的受灾群众亲属赶到现场，在登记名录上找到家人名字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登记过程中，王大红的笔越来越沉重，字迹越来越潦草，笔墨中还常常混合着她自己的眼泪。“当时听到那么多的求救声，感觉自己还是太渺小了。要是救援队的人再多一点，可能会救更多的人。”从此，她理解了张善丰，甚至成为了另一个“张善丰”。
团队管理同样充满挑战。救援队没有收入，所以不可能有专职救援人员。几乎每个人都有“斜杠”身份。有的是理发师、健身教练，也有退伍军人、企业白领等，年龄从16岁到60岁不等。队伍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497人，张善丰往往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性格、能力、时间节奏，安排相应的救援任务。
队员为学生们演示急救培训。
尽管困难重重，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救援队得以持续运转。企业的支持为救援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。春秋航空、吉祥航空等企业为救援物资和人员提供免费运输服务；北汽的4S店定期为救援车辆提供免费检修；外高桥集团无偿提供训练场地。这些支持大大减轻了队伍的经济压力。
更令人感动的是来自普通群众的暖心举动。在甘肃灾区，当地志愿者主动将自家房屋腾出给队员住宿；在涿州救援时，附近居民一小时内就为队员送来毯子和棉被等物资。“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，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”队员严岳林说。
如今，山锋救援队已在上海浦东、杨浦建立布点，并在江苏、山东等地设立了5个外省分队。每个月固定时间，老队员会带领新队员反复演练救援技能，为下一次使命奔赴做好准备。“我们或许平凡如微光送钱宝，但微光能吸引微光。”张善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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